五十歲的民孝轉入心蓮病房時，因為下咽癌末期，已經不能進食，也無法開口說話，只能筆談。有一次在過年前與護理人員筆談中，透露家裡還有一位八十四歲的媽媽，他很想回家看媽媽。他說，一輩子沒回家過過年。護理人員感受到他思念母親的心情，但是他病情不穩，回家相當困難，不忍心民孝希望落空，馬上將病人心願在心蓮病房每天的晨會中提出來討論，病房主任王英偉決定完成民孝的心願。
要幫癌末病人離院回家，真正做起來並不是容易的事。因為病人身心狀況多變，常常需要輪椅還要準備氧氣及其他醫療設施，有的甚至要連推床一起。加上路途遙遠，遠離醫院，更要醫護小心翼翼照顧。
為了幫民孝完成心願，大家選了一天民孝身體狀況較好的時候，護理師協助民孝更衣，但沒有申請醫院的司機，一向忙碌的王英偉自己坐上駕駛座，開了兩個小時的車將民孝送回家。
一路上民孝感受到有如家人的陪伴；回到家，就將院方準備的福慧紅包以及禮物轉交給媽媽，已經出嫁的二位姊姊、一位妹妹也專程回來團聚，一家人和和樂樂、歡歡喜喜……這也許是民孝第一次、也是最後一次回家過年，但他的眼神和表情充滿溫暖，沒有遺憾。
民孝和家人團聚後，王英偉再開車將民孝接回醫院。雖然當了一天的司機略有倦意，但他笑著說，因為這部車比較大，而且大家都不會開手排檔的車，「只有我會開」。
醫家之子 成長過程喜助人
總給人溫和有禮，但也不會太過熱絡、有點距離的王英偉，講起話來速度頗快，夾著淡淡地粵語腔，冷靜又帶著書卷味的樣子，在醫院裡就像個紳士一樣，完全看不出他其實講了一口流利的臺語，而且是慈濟醫院啟業後，第一個會支援開救護車的醫師。1956年在大陸出生的王英偉，很小就隨著家庭移居到香港，在香港長大。家學淵源的王英偉，祖父和父親都是醫師，祖父王德光更是廣州最早的西醫之一，在光孝路上開了廣州第一家西醫院。據後來當地居民回憶，王德光是一位非常好的醫師，當年很多窮人看病都不收費。
雖然沒有見過祖父，但王英偉說，自己會學醫，有一部分當然是受到祖父和父親行醫的影響，更重要的是他發現自己喜歡和人群互動、幫助他人。由於當時香港的僑生相當流行到臺灣考大學，他也就一起到臺灣考試，成績順利進入臺灣大學醫學系。
他鄉遊子 最懂家的意義
也許是從求學開始就離鄉背井，他鄉已經成了故鄉，少年也有了花白的頭髮，王英偉一路走來，更能體會病患對「家」的渴望和期待。
談起病人想要回家的心願，透過眼鏡鏡片一向冷靜的眼神也有些溼潤，講話的速度也慢了，甚至停頓了下來。「實際上，對很多病人來說，『回家』，是很重要的。家，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。我們常說心蓮病房布置得很溫馨，很像家一樣。事實上沒有一個病房是像家的。」
有一次臺灣安寧基金會帶著二、三十位從韓國來的志工到心蓮病房訪問，其中一位志工回去之後跟臺灣安寧基金會回饋他最感動的一段話，是王英偉主任所講的：「我們所看的都不重要，硬體也都不重要，沒有一個家像醫院，也沒有一個醫院會像家。因此，最重要的是有一群人用心的去照顧一群人」。
以病人為中心 醫療沒有界線
王英偉是臺灣最早期投入安寧療護的家醫科醫師之一，當年他跟證嚴上人說明希望在慈濟醫院做安寧照顧的想法後，聽取了上人建議，團隊先從居家照護開始。後來為了成立心蓮病房，王英偉和慈濟基金會林碧玉副總執行長、當時的院長夫人杜張瑤珍女士，以及現在的花蓮慈院護理部副主任賴惠玲等人一起去日本考察，看了好幾家安寧病房，回來後開始規劃。
慈濟的心蓮病房後來成為安寧療護的典範，就是王英偉以安寧精神推廣的全心、全人、全家、全程、全隊的「五全照顧」為依歸，也首創醫師與護理每天共同開晨會的先例。王英偉說，從有心蓮病房開始，晨會就是醫護都要一起參加。因為護理人員一點一滴，與病人的互動最多也最了解病人。
在別的病房，可以看到醫師和醫師開會時，是在治療上討論，在心蓮病房，強調的是整體的照顧，必須要了解病人在心理和社會的反應，每天都要求要了解病人的想法在哪裡，醫護有沒有辦法從他的角度來看、有沒有辦法去協助他。最重要的是大家同心協力一起照顧病人和家屬、以病人為中心，幫病人完成他的心願。
花蓮心蓮病房有一個從南投埔里的病人來住院，因為癌細胞轉移到骨頭了，造成全身都很不舒服，一移動就很痛，他試著問要王英偉醫師該如何配合醫護人員，王英偉回他說：「你講錯了，是我們醫護人員要怎麼配合你。」
也許就是這樣設身處地的為病人著想，在慈濟大學負責制定醫學倫理課程的王英偉說，在醫學倫理領域裡有一句話：「幫助病人將心裡的話講出來。」他說，病人的想法，醫護應該盡量去滿足，很多時候病人有希望，但是不敢講，有時候病人和醫護在不對等的情況下，病人以為沒有這種權利來要求。所以王英偉一直希望醫護人員要讓病人可以講出他們的期待，然後幫病人完成心願。
盡己之力 開拓偏鄉醫療
也是因為設身處地地為別人著想，從花蓮慈院開始到秀林鄉實施IDS偏遠地區醫療提升計畫，到太魯閣內的天祥衛生所看診，王英偉也自己開車繞著山路載著醫療團隊去支援，沒有請醫院司機。
其實在山路開大型車頗消耗體力心神，抵達衛生所後還得接著看病，不過他選擇坐在駕駛座服務其他同仁，而不是在後座補眠或整理資料，其實也有原因。王英偉說：「請司機先生開車送我們進去山裡，他再開回來，然後我們結束之後再開進去接我們、再開回來，不但浪費時間，而且中橫公路這麼危險，何必多一個人冒險？」
二十幾年前剛到慈濟醫院的時候，想要有一番作為的王英偉就問上人希望他能做什麼？上人告訴王英偉，希望他去部落和偏遠地方服務。王英偉回說，如果要做這樣的服務，需要一部車子，最好是四輪傳動的。過沒多久，慈濟志工就送上了一部救護車，但是最重要的是沒有司機，所以王英偉學著自己開救護車去偏遠地方、部落服務，或探視感恩戶、評估就醫狀況等等。
雖然過程頗辛苦，不過王英偉笑說，他兼司機還經常被志工「告狀」，說他開得太快，因而常常收到上人的關心，「我都跟上人開玩笑說，有啦，我每個輪子平均都沒有超過時速六十！」這位紳士，也忍不住露出他幽默俏皮的一面。
因為長年在東部偏鄉、部落看診，深深體會當地民眾的困境，王英偉希望能進一步增加自己的能力來幫助偏遠地區的民眾。他說，由於熱帶醫學在公共衛生領域中，是屬於較貧窮社會的醫療專業，跟他照顧的對象息息相關，因此王英偉到美國攻讀熱帶醫學碩士，又獲得國際醫療衛生教育的博士，1993年學成回到慈院。
打破科學思維 體會當下意義
1994年盧安達發生內亂，慈濟剛開始發展海外義診，需要有懂得熱帶醫學及公共衛生領域的醫師前往支援，王英偉自告奮勇，與法國「世界醫師聯盟」M.D.M.合作，遠赴仍是動盪不安的災區，成為慈濟第二位到海外義診的醫師。到了非洲的盧安達、剛果共和國等地，看到了當地二、三十萬的難民，以及難民營裡男女老幼都躺在地上打點滴的悲慘的狀況，最後難民們甚至被趕回家，由於路程遙遠，只有健康的人能走回家，王英偉跟著慈濟志工在路上設置中繼站，提供食物及醫療服務。
從小夢想到非洲行醫的王英偉實際走了這一趟後，發現幫忙有限，深感助人光有熱忱還不夠，還需要考量交通以及語言、文化，並且要有豐富的後勤支援。同時，王英偉醫師也開始與當時的大林慈院院長、現任慈濟醫療志業執行長林俊龍醫師等人討論成立「慈濟人醫會」，希望各國以當地義診的模式擴展及深耕醫療助人的方式。
王英偉後來也陸續到菲律賓、內蒙古等地義診，他坦言，剛開始義診總會懷疑，一次、兩次的診療對病人或整個族群是否有足夠幫助，似乎也無法改變他們未來的命運。但實際接觸到病人時卻會發現，縱使無法改變太多，卻也不要小看自己的能力，而且每一件正在做的事，一定都有不一樣的意義。
王英偉說，以前常常聽到一個故事，一對父子在海灘散步，沙灘上布滿無數個被海水捲上來的海星，父親沿路將附近的海星撿拾起來丟回大海，兒子納悶的問父親，那麼多的海星，撿也撿不完，救了這幾隻海星會有意意嗎？父親對孩子說，或許對其他海星來講沒有意義，但對這隻海星來講已經改變了命運。
義診的方式，改變了他過去所受科學客觀精神灌輸的觀念。以前總會覺得這樣「救急不救窮」的義診到底有多大的意義，但當實際做了之後發現，對受到治療的病人和醫師而言，當時、當下、當刻，就已經被賦予了意義。 對照他以前在臺大慈幼社時的經驗，其實到山地和偏鄉服務，最後其實是服務了自己而非民眾，因為總是自己獲得最大的成長。
典範學習 用真實說故事
王英偉認為，在教醫學倫理課程的時候，有所謂的「 Role Model」——典範學習，影響醫師最重要的就是「典範學習」，但實際上典範不是那麼容易做到，在臺灣醫界看到的醫師也許某方面做得很好，甚至史懷哲，也是他自己年輕時的典範，卻也不是每件事都是理想而完美，而且對醫學生而言都是虛幻的。現在慈濟大學在推動的典範學習，是醫學生從他的真實觀察當中，在臨床上看到一件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，不是一個人，而是一個故事，點點滴滴用故事來說話，一件件自然真實的醫病互動，當醫學生實實在在感受到真實的狀況、親身的體驗，就能直接學習，因而改變他自己。
王英偉收到許多學生給醫師或老師回饋的感動，可能只是這些醫師很耐心的聽病人說話、或是給病人一個溫暖的微笑，幫病人解決困難，當老師這樣做，不但被學生直接吸收，當他們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被學生肯定，也受到鼓勵，成為善的循環。
「學習過程中有四個層次，第一個是不知道自己不懂、再來是知道自己不懂、第三個層次是知道自己已經懂了，最高的層次是不知道自己已經懂了。」王英偉玩笑說，花蓮的土很黏人，所以自己已經是「入土為安」，行醫三十年來，每個病人都是他的回饋，家醫科是全人醫療，以病人為中心，所以對他而言，病人快樂就是自己的快樂，對每一個病人付出都是自然去做的，現在的王英偉走到行醫的第四個層次，再度回到看山是山、見樹又見林的自然與真實。
（文：吳宛霖 摘自：《人醫心傳》109期2013年1月號）